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今年的中纪委十九届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明确指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完善了“三不腐”体制机制的论述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作为我党新时代的反腐方法论,可以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深厚的文化渊源。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将“刑”与“礼”并立。孔子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阐述了“仁”与“礼”和“乐”的关系,“仁”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礼”和“乐”,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礼” “乐”都要建立在“仁”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将“礼、乐”植根于“仁”之中。从而形成了“刑、礼、仁”三位一体的秩序结构。这种秩序结构,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方法论中强调惩戒、制度和信仰三位一体如出一辙。
一、“齐之以刑”:以“惩”为主,坚持高压震慑,使人“不敢腐”
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我们最直接的反腐对策就是从严从重惩处,形成高压态势。这也就是先秦时期所谓的“齐之以刑”,目的是通过严刑酷法,让人们“不敢腐”。春秋后期,郑国子产“铸刑书”,标志中国成文法的诞生。在中国古代,“刑”与“法”的实质是一致的,“刑”更侧重于“法”之用,有时可与“法”通用,而“法”则兼具“法”与“律”。管子曰:“夫法者,所以兴功禁暴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管子·禁藏》)。韩非子曰:“治民无常,唯法为治”(《韩非子·心度》) 。“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朱元璋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形成影响明朝的“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中国历朝历代在制定刑律时,都将贪赃枉法作为打击重点,惩治力度相当严厉,如“夏刑三千条”中规定“昏、墨、贼、杀”,其中,“贪以败官为墨”(《左传·昭公十四年》),就是讲官场腐败,犯此罪者唯有一死。
十八大以来,我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态度惩治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形成了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使党员干部对腐败心生戒惧,从而收敛、收手。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齐之以刑”思想在新时期的应用。常言道,“畏法度者最快活”,只有在领导干部脑海里深深刻印“提心吊胆一阵子”迟早必然引发“痛苦折磨一辈子”的惩戒机制,才能强制性地在领导干部内心生长“不敢腐”的敬畏心理。
二、“齐之以礼”:以“防”为要,坚持制度反腐,使人“不能腐”
但是以“惩”为主的“不敢腐”是治标,严惩腐败行为属于事后惩戒。严刑峻法不能解决腐败产生的根源问题。“礼之大本,以防乱也”(柳宗元《驳复雠议》),西汉董仲舒便清醒地认识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汉书·礼乐志》)。所以,在刑法之外,古人尤其注重以“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建设,从而形成了“刑”与“礼”并立的秩序结构。所谓“礼”,乃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卷四》),也是“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相比于“齐之以刑”,孔子更加注重“齐之以礼”,因为“礼”能让人“有耻且格”。孔子所重之 “礼”分为“官礼”和“仪礼”,“官礼”即以官制为核心的典章制度,“仪礼”则规定祭、冠、婚、丧、乡射、朝聘等方面的礼节。“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 “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 (《礼记·经解》)。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有此防范于未然之功能,所以特别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预防腐败从根本上来说要靠制度建设,必须针对权力配置、权力行使、权力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消除腐,败发生的条件,使党员干部没有腐败的机会。今天我们说“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就是要使得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从党内来说,就是要用党的纪律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十八大以来先后制定和修订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问责条例等,这无疑将对党内各种权利的监督和各种腐败行为的防范起到关键的作用,真正形成 “不能腐”的制度效力。
三、“志于仁”“重教化”:以“信”为基,坚持思想反腐,使人“不想腐”
大量事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往往是从思想道德防线失守开始的。孔子非常注重“礼治”,但是面对“礼崩乐坏”,便极力倡立仁学,以“仁”作为“礼”的内在根据,以“礼”作为“仁”的外在体现,从而形成了“仁”与“礼”相依的秩序结构。西汉董仲舒在儒家关于礼、法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形成“仁”与“德”的统一。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孟子拓展仁学思想,努力在人心中培植四端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北宋司马光又提“廉耻”之心,认为“廉耻,立人之大节”(《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明朝大儒王阳明倡心学,主张“致良知”。 同时,古代先贤认为道德教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论语·为政》)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礼记·大学》),也倡导理想信念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如今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在心中立起自己的信仰,从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之“堤”, 通过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锤炼党性修养,在思想上保持廉洁从政意识,消除腐败动机,做到“不想腐”。从不敢、不能到不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经得起风浪,顶得住诱惑,站得稳脚跟,永葆人民公仆之心,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底线、不碰红线,固守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监察处处长、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作者在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2018年年会上的发言)